国税总局原副局长:主张不能再减税降费不符合实际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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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原标题: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:主张不能再减税降费是不符合实际的)

中国税制竞争力总体低于美国

减税降费还要继续

4月18日,为支持各类用人单位复工复产、帮助劳动者实现就业,“战疫情·促就业”大型综合性招聘会在海南海口市京华城举行。图/新华

许善达:减税降费还有很大空间

本刊记者/

赵一苇 王全宝

发于2020.6.01总第949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
“今年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。”综合研判当前形势,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作了如此表述。

报告指出,无论是保住就业民生、实现脱贫目标,还是防范化解风险,都要有经济增长支撑,稳定经济运行事关全局。要用改革开放的办法,稳就业、保民生、促消费,拉动市场、稳定增长,走出一条有效应对冲击、实现良性循环的新路子。保障就业和民生,必须稳住上亿市场主体,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。

稳就业、保民生,这同样是联办财经研究院专家、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、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关注的重点。他认为,当前形势下,保障就业和民生,尤其是解决中小企业和普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,是现在最重要、最迫切的问题。

“就业和民生是关系着整体经济筋骨的问题。要稳住经济,首要任务就是稳住就业。”许善达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专访时表示,“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力度,扩大普通劳动力就业,扩大消费和投资等措施,都是稳就业、保民生的重要措施”。

中国新闻周刊: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大减税降费力度,继续执行下调增值税税率和企业养老保险费率等制度,新增减税降费约5000亿元。你对此如何看待?

许善达:目前,宏观税负水平依然总体偏高。现在的判断认为,国家税收制度的竞争力仍然是不足的,所以减税降费还要继续做。那种认为不能再减税降费的主张是不符合实际的。

从2016年全面推开“营改增”试点起,中央对宏观税负水平的判断已从稳定宏观税负转变为降低宏观税负,确定了减税降费的重大战略调整。直到现在,继续降低宏观税负水平、继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依然是中央的决策。

需要注意的是,在判断宏观税负高低时,直接以税负百分比与外国对比的方法是不科学的。从根本上看,税负水平的判断是政治判断,应从四个方面综合研判:一是国家安全,要考虑国防军事的投入;二是居民福利,要考虑医疗教育的开支;三是行政管理,要考虑行政范围和效率;四是经济的国际竞争力,这一个因素在当前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形势下尤为重要。

现阶段,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的变化正是支撑税收政策变化的关键。减税降费是支撑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,尤其对制造业有重大意义。全球化发展多年,税制的竞争力功能进一步凸显。因为在全球化情况下,任何一个经济体的企业都是在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税制范围内经营,但是要在全世界参与市场竞争,如果这个经济体税制缺乏竞争力,那么经济发展就会受到制约。美国实行大幅度减税措施后,使中国的税制竞争力总体低于美国。因此,中国的减税降费还将继续。

中国新闻周刊:今年一季度,全国累计实现减税降费共计7428亿元,叠加去年超2.3万亿元的大规模减税降费效应,接下来减税降费的空间还有多大?

许善达:目前已减免的税款中,有一部分是真正减掉了,有一部分是推迟了收税时间。从当前情况看,减税降费还有很大空间。

第一,解决留抵扣税的问题,扩大退税规模。现行留抵税款规模已超万亿元,在“营改增”之后,还迅速上升,增速高于税收增速,冲掉了一部分高科技重资产企业减税的红利。本质上,留抵税款是政府的负债,相当于政府占用了企业的资金,此项预缴税款会抑制企业投资,尤其对于高科技、重资产的企业负面影响很大。最近两年,政府已经在通过一般预算收入推行留抵税款退税,但由于预算收支困难,退税规模只有千亿元规模。因此我们研究院建议,发行特种国债或者专项国债一次性全部退还,利息由政府承担,这样一来,整个国民经济能节约好几百亿的成本,可以大大减轻高科技重资产企业的融资成本负担。

第二,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,加大对企业研发的支持力度。当前,对比美国和中国在研发投入上的税制差距,美国的海外回流税款中有三分之一会流入研发。2018年,科技资源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超过4%,而中国的投入2019年占比仅为2.17%,投入总量差距则更大。因此,中国在普惠制降低税率减税之后,还要进一步加大科技研发的税收投入,更好地鼓励、引导企业向增加科技含量上发展。比如所得税加计扣除,即企业投入研发的费用,在税前,按照150%扣除,现在提高到175%,建议将来这个比例提高到200%、250%,甚至300%。

第三,进一步完善减税结构,继续降低高科技重资产企业税收负担。当前,中国强调经济转型,也就是高质量发展,核心是增加经济发展中的科技含量。政府需要引导企业加强对产品科技的投入来适应全球市场的需求。例如,当前工薪收入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为45%,比发达国家高得多,实际上对高科技人才加税了,也就加大了高科技企业的劳动力成本,建议可以降低税率,同时减少税档、扩大级距。此外,当前全国社会保障缴费率普遍高于35%,可以进一步降低。这些措施都可以针对高科技人才降税,降低企业的高科技人才成本,从而更好地引导企业或者支持企业,鼓励企业雇佣高科技人才,提高科技含量。

中国新闻周刊:下一步减税降费的重点领域可能有哪些?

许善达:政府考虑财税战略时,要在中国企业竞争力和财税需要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。目前,我认为需要重点考虑两个重要的财税领域——消费税和社保费。

第一项是关于消费税的问题。我们几年前建议国家调整消费税的税收环节,改到在零售环节征收。早在1994年,国家就计划制定消费税的相关政策,但是当时征收能力有限,只将征收环节提前到生产批发环节。2016年全面推行“营改增”之后,开始特别鼓励消费,消费税改为零售环境征收并改为地方税,消费越多,政府消费税也就越多。这对我国经济发展导向作用有很大的变化,符合中央的精神。以汽车产业为例,若今后将消费税挪到零售环节征收,生产厂商不用交税,能降低融资成本。地方政府就会鼓励当地居民多消费。总之,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,不是简单的征收环节变化,它在宏观环节上有很多的导向作用。

第二项是关于社保费的问题。国家已经决定划转国有资本给社保基金,但是进度不快,继续降低社保缴费就缺乏资源,国家也决定在制度上把分省统筹变成全国统筹,只是尚未确定完成时间。中国社保制度的形成有两个关键因素,第一个因素是1998年制定社保制度的时候,中央制定了一个比较高的费率,现在降下来难度很大,但一定要坚持降低,要降低到跟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基本相适应的水平,社保缴费率虽然是职工的缴费,但它仍然是企业劳动力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第二个因素是体制问题,发达国家的社保制度是全国统一的,而中国在制定社保制度之初,当时的中央财政没有能力去承担全国统筹社保,因此推行分省统筹,将社保制度的责任下移到地方。地方统筹解决了当时职工下岗分流问题和中央财政困难的问题,但是,毕竟和全国统一市场是不协调的,特别是这导致了大量农民工就业者享受不到社保政策。

此外,全面推行“营改增”之后,地方税体系中没有主体税种,考虑到其他税没有成为地方税支柱的能力,我们研究院几年前建议可以把消费税作为地方税体系的主体税种,先征收汽车、摩托车等便于地方监管征收的税目,同时提高增值税的中央分成比重。这样一来,调整了税收结构,调整了财政支出结构,整个中央地方的新财税体制就得以形成,这是一个多方利好的解决方案。

中国新闻周刊: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,今年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,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。如何落实这一政策思路?如何评价已出台的减负举措产生的实际效果?

许善达:当前形势下,保障就业和民生,尤其是解决中小企业和普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,是现在最重要、最迫切的问题。今年不提经济增长目标,就是要把就业放在第一位,就业和民生是关系着整体“经济筋骨”的问题。要稳住经济,首要任务就是稳住就业。

首先,要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力度,降低企业的负债率和融资成本,降低企业的用人负担,稳住企业员工的就业。

其次,要扩大普通劳动力就业,通过投资项目、投资产业、鼓励高科技重资产企业发展,带动产业链就业。目前,中国的杠杆率仍处于可承受范围,可以考虑发行10年~15年的长期国债来解决财政投资预算不足的问题。

此外,要充分动员新资源进入市场,拉动产业链就业和经济增长。当前,中国还有很多没有进入市场的资源,包括土地、农村宅基地等。现在国家提出30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放开落户,就是想把这部分资源动员出来,进入市场。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而言,这部分新注入市场的资源可以创造新的机会和财富,从没有市场价值的资源转化为具备市场价值的资源,这是目前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战略。

陈合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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