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有光：从杨丽萍不想生看传统经济学的一个谬误

你快乐吗？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？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？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？网易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、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。

NO.022. 无后为大？从网友对杨丽萍的评论谈起

据媒体6月8日报道，有网友在著名舞蹈家杨丽萍的社交账号中留下评论，该网友称“一个女人最大的失败是没一个儿女，所谓活出了自己都是蒙人的。”

据说，杨丽萍女士是因为要跳舞而长期节食，造成无法怀孕。若然，这位网友的评论的确有些不够厚道。杨女士为其事业作出重大牺牲，我们应该同情其不能生育的结果。可以说，为了跳舞而节食到不能生育的程度，肯定对健康也是不好的，是过分的，是不应该的，长期而言，对跳舞是否有利，也是可疑的。但这应该是对大多数在“为伊消得人憔悴”，过分拼搏中的青年人的忠告，而不是对像杨女士这样已经“在灯火阑珊处”的人的评论甚至讥笑。像她的情形，已经给定不能生育，只能在这个限制下，好好生活工作。天伦之乐虽然重要，但也有其他千种能够增加快乐，与对社会作出贡献的方法。还有，是否有孩子是夫妇双方的事，不可以只怪女方。

笔者从小就接受的一个思想是，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肯定是错误的封建思想。然而，到了耳顺之后，逐渐部分认同“无后为大”。不过，“无后”至少有几个不同的层次。在全人类甚至全生物界的层次，无后就是全球灭绝。这差不多是最大的灾难，必须尽可能避免。这个问题重要到有不少研究机构专门研究它，包括牛津大学的全球优先课题研究所（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）(详见笔者2018年在牛津大学的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; 发表为Ng 2019.)。

另外一个极端是个人或各对夫妇的层次。在这个层次，笔者认为大致应该让各对夫妇自己决定是否要生孩子。生育孩子有重大的物质、时间与精神上的成本，而这绝大部分都是孩子的父母所承担。因此，各对夫妇应该有最大的发言权。不过，生孩子也有很大的精神上的回报，以致有孩子的人，并不比没有孩子的比较不快乐。

为何说是“大致”，而不是完全呢？因为各对夫妇的生育决策，对他人，包括在上述全球的层次，和下述全国的层次，也可能会有些影响。因此，理想而言，最好能够考虑，或通过某种鼓励或遏制来影响。在这些考量中，一个要点是，有些夫妇的孩子，将来很可能是对除了本家庭以外的社会成员有利的，或有害的。例如，在杨丽萍的情形，作为著名舞蹈家，可以说，其孩子多数也会是一个很好的人才。不过，在这方面，我们大致只能够让各对夫妇多少考虑对社会的影响，很难通过社会的措施来影响，因为多数会有更大的负作用。

关于“无后”，在上述全球与个人的层次之间，还有一些中间的层次，例如全国的、讲广东话的、家族的。对于这些中间层次，笔者认为我们只需要考虑全国的利益，不需要考虑（个人以外的）家族的与各省的利益。笔者甚至认为，虽然不应该禁止，但也不应该鼓励汉族的除普通话以外的各种方言的继续使用，因为学习的时间成本很高，还造成一些区域主义。在个人或家庭层次，最好逐渐放弃方言的使用，像笔者家庭放弃使用潮州话一样。对这个可能很有争议性的问题，我们以后有机会，可以专文讨论。

在全国的层次，中国已经进入生育不足，面临总人口大量下降的情形。因此，在这个层次，只要不是有重大负影响，鼓励生育，或至少各对夫妇倾向于生孩子，很可能是好的。但有如上述，大致必须让各对夫妇自己决定。

在关于是否应该生育孩子的问题，有一个可能错误看法是，只看平均，没有看边际。例如，如果在全球、全国等有关层次，都没有灭绝或生育不足的问题的情形，就不能够说，“每对夫妇必须至少生两个孩子，因为如果只生一个，每一代人之后，人口就减半，几十代人之后，就面临灭绝”。即使最好平均每对夫妇生两个孩子，也不须要要求每对夫妇这么做，让人们选择，有些多生，有些少生，甚至不生。如果整体而言，在边际上是合适的，就没有问题。

不过，当人口的数目是一个有关变量时，有一个哲学家千年没有解决的伦理问题：在选择总人口的大小时，应该极大化平均（净）快乐，还是总（净）快乐？后者是前者乘以人口数。笔者回答了这个千年问题（Ng 1989），以后有机会，也可以专文讨论。

另外一个从经济学的角度有趣的问题是，传统经济学没有考虑人口数目的改变，因此可以证明，如果没有无知，也没有像污染等外部作用，完全竞争（没有垄断力量）的市场经济是最优的（福祉经济学第一定理）。不过，当人口数目改变时，这个结论就有问题了（但不是就没有意义或重要性）。如果多生一个孩子，即使对其他人没有影响，但有了一个新的人，这个人的快乐（或福祉）不能忽视。不过，像笔者以前说过的一样，绝大多数夫妇，在决定是否要生一个孩子时，不会充分考虑这个孩子将来的福祉，而主要考虑自己的利益，多少可能也考虑家庭其他成员的利益。如果预期孩子将来会痛苦，很可能影响决定不要生。但只要是大致快乐，快乐的程度对是否生育没有很大的影响。例如预期孩子将来的净快乐会是100万个单位，却不会因而愿意承担1万个单位的净痛苦来生这个孩子。这样，即使孩子的出生不会对其他人造成任何影响，人们自利的选择，就可能导致最优的情形不能由市场的选择自然出现。即使没有垄断和外部作用，也可能须要某种干预，才能得到最优的结果。例如，政府补贴这对夫妇二十万元，使他们原来的负一万个单位的福祉，变成正五千个单位，而将来向这孩子多征收一百万元的税，使他的福祉从一百万个单位减少到90万个单位，而政府或社会其他人还能够得利。

也可以说，由于有了新的社会成员，就出现了新的外部作用，原来的“内部作用”，可能变成外部作用，孩子将来的快乐没有被父母充分考虑的外部作用。但这种外部作用，在传统经济学是完全没有考虑的。

关于人口与生育的问题，在中国肯定是应该全面放宽对生育的控制，甚至基于上述一些原因，可能可以考虑鼓励生育。

我们在下一两星期的文章, 多数会讨论男人的高度竞争性，造成许多狂妄的人，并叙述中国古今四位著名狂人的真实与有趣的故事。读者们，你们可以先自己选出几位，看与我选出的有没有共同。

文献

NG, Yew-Kwang (1989), What should we do about future generations?  The impossibility of Parfit’s theory X,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, 5: 135-253.

NG, Yew-Kwang (2019). Keynote: Globalextinction and animal welfare: Two priorities for effective altruism”(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), GlobalPolicy, 10(2): 258-66. https://doi.org/10.1111/1758-5899.12647.

黄有光简介：

Monash大学荣休教授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、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、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。